新冠疫情的冲击经历了三年，人们对医疗健康的关注达到了新的高度。数百位医卫界人大代表、委员们在两会时纷纷献策，健康医疗数据、基层医疗、创新药品、创新医疗器械出海等话题成为焦点，代表着人们对医疗健康未来发展的期望和关注。
数据被认为是引领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它一直被视为新型生产要素。然而，目前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尽管医学数据的数量正在快速增加，全球医学数据的年度复合增长率已经达到惊人的36%，但大量精准的数据仍然被限制在医院、科研机构和企业的高墙之内，活成一个又一个孤立的数据岛。
为解决这个问题，2022年末，国家发布了“数据二十条”，初步构建了我国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包括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等方面。这为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国家数据局即将成立，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各位代表和委员也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了更具体的举措。
在2023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赵宏表示，他建议尽快出台健康医疗数据实施细则，明确地方数据治理的投资模式和考核标准，统一数据的格式和术语等。他希望将患者的诊疗记录进行串联，以便于分析，确保数据质量能够满足研究者的需求。
赵宏认为，临床医学已经进入了精准医疗时代，而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应用是精准医疗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然而，当前我国健康医疗数据管理者仍面临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困境。其中的原因包括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数据质量仍需提高，地方部门缺乏将数据共享给研究者的政策依据，数据交易规则不明确，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因素。
为了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全国政协委员赵宏建议，应尽快制定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利益分配原则，以指导数据平台监管方、运营方和使用方等多方参与者在规定范围内探索建立数据共享的收费标准和应用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方式等。
一旦数据的收益权责得到明确，医疗健康的高墙也将不攻而破，医疗数据要素市场化的进程也将加速。
此外，他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应用，从政策上鼓励医疗机构、科研院校、药械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应用，以构筑一个良好的健康医疗数据协作生态环境。泛亚电竞
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树奎则从健康码应用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在三年的疫情中，各地健康码成为了必备的武器，也沉淀了大量的疫苗、核酸、行程等防疫数据。然而，在疫情结束后，这些数据便“无人问津”，与个人健康数据没有互联互通，与医疗服务、医保管理、健康服务机构等数据没有协同，难以赋能和支撑国家医改“三医一张网”。
范树奎指出，应基于全国防疫健康码入口，建设居民智能健康数据护照，制定赋予个人对其健康数据拥有控制权利的法规，制定健康医疗数据要素相关标准和安全规范，并充分利用三年防疫健康码，打造全国性或区域性健康医疗数据要素流通平台。
事实上，健康码信息是否销毁早已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推动健康医疗数据要素流通试点区域先行先试能否兼顾安全与便利，将成为一项重要挑战。
2023年2月，国家厅发文，提出以基层为重点，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驱动，加快县域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此外，《政府工作报告》也将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
陶仪声是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他发现，从医疗机构床位总量和增幅情况看，大医院床位总量及增加力度远远大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农村地区供给不足。
考虑到以上问题，陶仪声提出了具体方案，旨在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和不充分的问题。该方案包括制定刚性政策措施，例如加大对不发达地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支持力度，支持长三角医疗机构深化紧密型合作，以及组织医疗资源发达地区和匮乏地区之间的结对帮扶。尤其是在资源增量方面，保证向基层、向农村、向资源匮乏的地区倾斜到位。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向华、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华山医院教授张文宏、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分别从急救康复、社区卫生、麻醉等细分领域提出了建议。他们都希望能够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和服务水平，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好地下沉。
急救和康复一直是疾病诊疗的重要环节，但是目前大多数基层医疗机构仍面临着急救机制不健全、人员短缺等问题。很多急诊科甚至没有专业的人才，这个与时间赛跑的急救环节亟需加强。
向华认为，补齐基层急救和康复医疗短板的关键在于能力建设。一方面是固定基层急诊科和康复科的岗位设置和人员编制，推动人才和技术下沉；另一方面是强化康复医疗设备硬件，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团队的康复护理水平。
张文宏因其硬核言论而走红，此次提出进一步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体系能力建设。他解析说，现在已经进入了疫情缓解阶段，这是国家强化基层卫生体系的好机会。过去医疗体系积累的经验也可以帮助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建立一个更具弹性、更有韧性的分级分流就诊体系将有助于整个医疗卫生体系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黄宇光则关注基层医疗机构的分娩镇痛。从医学角度来看，疼痛需要干预。大量的研究证明，分娩疼痛会对母体和胎儿产生不良影响。然而，县域基层医疗机构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基层麻醉医护人员短缺，分娩镇痛难以常规开展。许多女性选择无痛分娩，这已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需求。
在他看来，解决当前问题需要“三管齐下”。一是促进基层医疗机构麻醉专科护理队伍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将分娩镇痛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并独立收费；三是加大分娩镇痛和舒适生产的科普宣传力度。
资本寒冬下，创新药企业面临着困难，许多biotech公司融资不易，甚至变卖工厂以求生存。即便是Biopharma和BigPharma也在同质化的靶点竞争中苦苦挣扎，而且即使通过了药品上市的审批，也可能由于市场准入、定价支付等因素而不能及时获得合理的“创新回报”。
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建议，应该酌情加快首家国产创新药的审评审批，以便更早地参与创新药的国家医保谈判。此外，他还建议，在进口药获得批准上市后，同靶点适应证的首个国产创新药，如果符合相关条件，应继续适用附条件批准政策。
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提出，应该从融资支持力度入手，加大深交所和上交所对创新企业特别是承担国家重大专项的创新企业的IPO和再融资的支持力度。他还建议，在上市门槛方面适当放宽，给予更多的资本政策支持。此外，他还建议建立国家资金主导的生物医药专项基金，为重大项目和科技创新项目提供专门的融资支持。通过发展基金或产业引导基金，吸引有偏好风险投资者投资，从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促进资本集中，支持生物制药企业的发展
生物医药行业面临融资困难引起了贝达药业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丁列明的关注，他提出必须在资本市场进行有效引导，让投资者敢于投资，创新者敢于创新。
另外，丁列明提出要解决创新药入院难问题，他建议对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支持的国产创新药，优先采购应用，畅通进院通道，不列入“药占比”考核，促进创新药的价值实现。
同样是全国人大代表、荣昌生物董事长的王威东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包括实施定价保护机制，给予临床价值高、患者急需、替代性不强的创新药5-8年的价格保护期；加强“双通道”管理机制的督导落实；并要求有关医疗机构在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后第一时间采购使用，不受医院药事会限制，医疗机构主管部门不将创新药纳入“药占比”考核范围。
根据相关机构预测，到2025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达到18414亿元，这一前景令人瞩目。然而，我国自主创新的医疗器械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面临集采、DRG下降价等问题，在高端产品、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方面存在明显瓶颈，难以解决“卡脖子”问题。因此，代表委员们集中讨论了如何促进医疗器械创新。
国药集团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清明认为，我国医疗器械创新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起步晚、基础弱、企业创新要素储备不足、缺乏整机研发、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企业等方面。为解决这些瓶颈，他建议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鼓励骨干企业和行业组织协同发力，构建高端医疗器械联合创新平台，以领先企业为主体，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和医疗机构等深度参与，加快实现高端医疗器械和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培育一批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迈普医学董事长袁玉宇则从创新链条、制造链条等方面入手，建议更好地界定创新产品的标准和认定流程，并关注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包括企业在科研路线的制定权、科研资源的分配权，以及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具体分工等问题。此外，他还提出，在“一带一路”国家推动医疗器械注册法规和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议，以帮助中国产品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研究所所长、附属眼科医院院长史伟云则将重点放在了医疗器械审评和普通器械的研发创新方面。
当前，我国医疗器械优先审评审批时限为9-12个月，明显长于FDA对于优先审评的总体审评时间6个月。
针对这一问题，史伟云建议逐步缩短审评时限，并明确三种方式的准入条件和分类标准，加强审评部门与注册人的双向沟通机制，以实现审评路径的差异化。此外，他还提议调整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建立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多学科融合的医疗器械创新平台，并完善产品标准化体系等。
在政策层面上，他建议出台奖励性政策以鼓励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对参与研发者在立项、泛亚电竞审批等环节给予支持，对在普通器械研发创新中取得突破和成绩的给予奖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